7月21日下午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在线上举办第9期互联网版权沙龙，聚焦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定性与规制路径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、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兵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、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剑，以及知识产权法学者、法官、律师及产业界代表100余人参与研讨。本期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提供学术支持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副主任李方丽主持。

      焦海涛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对平台封禁行为进行了分析。他认为，在个案中认定封禁行为是否构成垄断，需从相关市场、市场支配地位、滥用行为、竞争损害、正当理由五方面进行判断。相关市场的界定，必须以“涉案行为”所在的市场为基础，而非行为人的主营业务。平台封禁行为中的相关市场，涉及主相关市场（封禁行为发生的市场）与辅相关市场（行为人主营业务所在的市场及竞争损害发生的下游市场）。焦海涛表示，由于大多封禁行为中，被封禁的企业难以构成行为人的交易相对人，故《反垄断法》中的“拒绝交易”和“差别待遇”具有适用难题，这时可能需要适用《反垄断法》第17条的兜底条款。依据反垄断法的逻辑，在典型行为之外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市场支配地位滥用，必须进行个案中的效果分析。从立法看，我国《反垄断法》似乎没有对滥用行为设定效果要件，但效果分析仍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封禁行为的竞争损害，可能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对竞争对手产生反竞争封锁效果或大幅提高竞争对手成本；二是直接损害用户利益的封禁行为，可反推竞争损害存在。在正当理由分析方面，焦海涛认为，对内容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、诱导分享的链接实施封禁，一般属于正当做法，其他情形则需具体分析，需考虑行为人实施封禁的实质目的、封禁是否为必要手段，以及封禁是否具有歧视性等。

      刘晓春探讨了平台封禁行为行为的类型与法律规制进路。她表示，平台封禁行为的表现主要有对内容的删除与屏蔽；对链接的封禁，包括断开或屏蔽链接、无法直接跳转链接、修改控制链接及其跳转内容；对数据端口的封禁，即拒绝对其他平台开放兼容性、不为其他平台提供互操作性；拒绝提供平台服务，包括将其他平台的小程序在其应用软件中、将其他平台软件在其应用市场中下架或不予上架。对于平台可能提出的封禁理由，应当考察行为和理由之间的匹配，防止以保护数据安全等理由为名而从事妨碍、排除竞争的行为。平台封禁行为可以放到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下进行评价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下，有可能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第12条中的情形，也有可能在平台违反开放平台承诺和义务的情况下，适用一般条款进行规制。

      陈剑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分析了平台封禁的法律问题。她指出，平台经济呈现出虚拟化、扁平化、兼容性、跨地域性与跨国性四大特点，相应地，消费者也呈现出被动性与分割性的特征，并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。平台封禁行为要想被认定合法，需要满足平台实施封禁行为所依据的规则合法、所从事的行为符合消费者权益、符合法定程序、设置了针对封禁行为的异议处理机制四个要求。陈剑认为，扩张性发展是平台经济的特性，但平台封禁行为如果不当限制了消费者的知情权，进而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，则应当属于违法。从保障消费者权益角度，陈剑建议，立法应当多关注消费者利益，增加公益诉讼保障消费者权益。

       陈兵从全球竞争视角出发，分析了平台生态系统实施“封禁”行为的治理方案。他表示，平台生态系统（Platform Ecosystem）是以平台为媒介形成的开放共享的生态系统，封禁行为则可能产生阻碍数据要素流通、共享，损害用户权益，抑制经营者创新，市场过度集中，排除、限制竞争等风险。目前法律规制平台封禁行为，主要存在相关市场界定难、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、拒绝交易规则的适用门槛高等难题。参考美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案以及欧洲出台的《数字市场法（草案）》，我国应当尽快修订反垄断法律法规或更新指南，建立全周期监管机制，强化对主导平台的监管，促进数据要素流通与共享。同时，我国要探索建立平台、消费者、平台内商家、司法与执法部门、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，加强“刚性”执法与“柔性”法治，从而搭建多元治理、科学治理、常态化治理框架。